第91章 坚定捍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
台大官网在“台大校史•历任校长姓名与任期”专栏中评价傅斯年：“性格勇决果断，于动荡的年代，能极力稳定困难的校务，开创台大自由、自主与学术独立的校风，为台大树立不同的典范与奉献的精神。”
台大又在其《2014学年度台湾大学概况》进一步介绍，傅斯年所奠立的台大精神有三条，其中第二条是“坚定捍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的原则，校务以专业精神为准，绝不受大学以外任何势力干涉，杜绝关说与舞弊。”
蔡元培时代的北大，与台大可谓是一脉相承，而连结这两校精神纽带的核心人物便是傅斯年。
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。特别是五四运动后，北京学界呈现出更加自由、活跃的局面，各种思想广为传播，各类团体争先涌现。蔡元培照样是“兼容并包”， 于是北大张开大海一样的胸怀。
胡适、陶行之等，簇拥着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，四处讲学。
信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李大钊从1920年起任教授，公开的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 。
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的一代文豪鲁迅，正式受聘于北大，在北大讲台宣讲他的独步文坛的中国小说史。
“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”吴虞，也走出四川盆地来到最高学府，继续点评他的先秦诸子。
就连从官场上被迫退下来而转向学术研究并成果不斐的梁启超，也时常来北大校园登台演说。
……
那时候的北大，真可谓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一个这样的大学怎么能不充满活力，怎么会不出人才。民国的天才成群结队，和这样的北大不无关系。一个学校，乃至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搞思想一统，注定会死气沉沉。
傅斯年是北大蔡元培时代的亲历者、见证者，也说得上是参加者和受益者。风云际会，他带头组织新潮社、创办《新潮》杂志，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、新思潮的文章，同其师长陈独秀、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，开创了新时代。蔡元培先生“兼容并包，思想自由”的观念，以及“教授治校，学生自治”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。
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校务，就是以北京大学为蓝本，以学术自由为立校之本，以教育自主为活水之源，校长的任务就是坚守这个“本”、“源”。他说：“大学是个教授集团，不是一个衙门，照大学法，校长虽然权力甚大，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，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。”
1949年11月15日，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上演说，公开声明“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”，“办大学为的是学术，为的是青年，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，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。”强调“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，以人类尊严为人格，以扩充知识、利用天然、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。”
早在１９３２年，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，他就尖锐地指出：“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，是办不好的。”
在傅斯年做校长的时间里，入学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，也不要升旗，在此之前和此之后，这是不可想象的，可谓是空前绝后。
也是他的台大校长任上，台大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一直放言无忌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，播洒民主法治的种子，很多外系的学生都去他的课堂旁听，影响越出了校园外，连他的口头禅“因此他之故”也成了大家的口头禅。萨孟武的言论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头疼不已，但因为有傅斯年在，他便可以在台大继续教下去。
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，一切都没有上轨道，社会上到处是不满的情绪。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，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。那时的校园里，一方面是学生的左倾倾向，岛上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经常发生。有一段时间，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，有学生还专门写下《为什么扭秧歌》的文章，还有人甚至撒发反政府的传单。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当局的的政治压力和社会上的各种攻击。傅斯年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。
1949年4月6日，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，指控14名学生“张贴标语、散发传单，煽惑人心，扰乱秩序，妨害治安”等，第二天，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，警备司令部要将他们拘捕，并进校抓人。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，“有几处热闹区域，均断绝交通”，一时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。
为了保护学生，傅斯年站了出出。在无力阻止警备司令部进校抓人情况下，4月7日，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。
傅斯年随即向以陈诚为省主.席的行政当局提出四点要求：一、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，迅即移送法院审讯；二、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，即予释放；三、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，绝不再行拘捕学生；四、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。
当局以特殊时期为借口，下令实行联保制度，一人因政治思想“不纯正”被判罪，其他人都要连坐。面对这样的无理做法，傅斯年挺身而出，愤慨地对当局声明，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，发生问题，他负全部责任。把台大的师生，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。
这一年的7月11日，一个叫叶青的国民党高官，在《民族报》发表公开信，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“优待共产党”。罪名一是台大教授李齐突然离开，未经系主任、院长同意，只是留信一封，说是请假，传闻先到香港，后到大陆。另一副教授张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，送家眷去广州，校方仍发薪水。二是法学院院长萨孟武“参共亲共”、“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.党分子或亲共分子，他们把持院系，排拒异己，正是把他们底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”。
7月14日，傅斯年在同一报纸发表《傅斯年校长的声明》，一一予以驳斥，并断然表示“学校不兼警察任务”、“但是我不兼办警察，更不兼办特工”。声明义正词严，将这无耻的公开信驳得体无完肤。
假如没有傅斯年，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，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、发扬光大，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，是很难想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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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大又在其《2014学年度台湾大学概况》进一步介绍，傅斯年所奠立的台大精神有三条，其中第二条是“坚定捍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的原则，校务以专业精神为准，绝不受大学以外任何势力干涉，杜绝关说与舞弊。”
蔡元培时代的北大，与台大可谓是一脉相承，而连结这两校精神纽带的核心人物便是傅斯年。
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。特别是五四运动后，北京学界呈现出更加自由、活跃的局面，各种思想广为传播，各类团体争先涌现。蔡元培照样是“兼容并包”， 于是北大张开大海一样的胸怀。
胡适、陶行之等，簇拥着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，四处讲学。
信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李大钊从1920年起任教授，公开的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 。
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的一代文豪鲁迅，正式受聘于北大，在北大讲台宣讲他的独步文坛的中国小说史。
“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”吴虞，也走出四川盆地来到最高学府，继续点评他的先秦诸子。
就连从官场上被迫退下来而转向学术研究并成果不斐的梁启超，也时常来北大校园登台演说。
……
那时候的北大，真可谓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一个这样的大学怎么能不充满活力，怎么会不出人才。民国的天才成群结队，和这样的北大不无关系。一个学校，乃至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搞思想一统，注定会死气沉沉。
傅斯年是北大蔡元培时代的亲历者、见证者，也说得上是参加者和受益者。风云际会，他带头组织新潮社、创办《新潮》杂志，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、新思潮的文章，同其师长陈独秀、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，开创了新时代。蔡元培先生“兼容并包，思想自由”的观念，以及“教授治校，学生自治”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。
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校务，就是以北京大学为蓝本，以学术自由为立校之本，以教育自主为活水之源，校长的任务就是坚守这个“本”、“源”。他说：“大学是个教授集团，不是一个衙门，照大学法，校长虽然权力甚大，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，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。”
1949年11月15日，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上演说，公开声明“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”，“办大学为的是学术，为的是青年，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，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。”强调“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，以人类尊严为人格，以扩充知识、利用天然、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。”
早在１９３２年，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，他就尖锐地指出：“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，是办不好的。”
在傅斯年做校长的时间里，入学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，也不要升旗，在此之前和此之后，这是不可想象的，可谓是空前绝后。
也是他的台大校长任上，台大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一直放言无忌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，播洒民主法治的种子，很多外系的学生都去他的课堂旁听，影响越出了校园外，连他的口头禅“因此他之故”也成了大家的口头禅。萨孟武的言论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头疼不已，但因为有傅斯年在，他便可以在台大继续教下去。
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，一切都没有上轨道，社会上到处是不满的情绪。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，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。那时的校园里，一方面是学生的左倾倾向，岛上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经常发生。有一段时间，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，有学生还专门写下《为什么扭秧歌》的文章，还有人甚至撒发反政府的传单。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当局的的政治压力和社会上的各种攻击。傅斯年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。
1949年4月6日，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，指控14名学生“张贴标语、散发传单，煽惑人心，扰乱秩序，妨害治安”等，第二天，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，警备司令部要将他们拘捕，并进校抓人。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，“有几处热闹区域，均断绝交通”，一时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。
为了保护学生，傅斯年站了出出。在无力阻止警备司令部进校抓人情况下，4月7日，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。
傅斯年随即向以陈诚为省主.席的行政当局提出四点要求：一、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，迅即移送法院审讯；二、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，即予释放；三、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，绝不再行拘捕学生；四、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。
当局以特殊时期为借口，下令实行联保制度，一人因政治思想“不纯正”被判罪，其他人都要连坐。面对这样的无理做法，傅斯年挺身而出，愤慨地对当局声明，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，发生问题，他负全部责任。把台大的师生，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。
这一年的7月11日，一个叫叶青的国民党高官，在《民族报》发表公开信，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“优待共产党”。罪名一是台大教授李齐突然离开，未经系主任、院长同意，只是留信一封，说是请假，传闻先到香港，后到大陆。另一副教授张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，送家眷去广州，校方仍发薪水。二是法学院院长萨孟武“参共亲共”、“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.党分子或亲共分子，他们把持院系，排拒异己，正是把他们底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”。
7月14日，傅斯年在同一报纸发表《傅斯年校长的声明》，一一予以驳斥，并断然表示“学校不兼警察任务”、“但是我不兼办警察，更不兼办特工”。声明义正词严，将这无耻的公开信驳得体无完肤。
假如没有傅斯年，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，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、发扬光大，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，是很难想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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